“我就是按收条给的，有你签字为证！”“我承认收条是我签的！可你实际没有给我这么多！”……双方各说各话、互不相让，激烈的争执已多次上演。近日，这场僵持近7年的劳务合同纠纷，在检察机关的努力和见证下迎来了圆满结局。

纠纷起：消失的收条

2019年3月，老李雇佣老张从事劳务，约定月工资4500元。老张干了五个半月，总工资24750元，扣除老张务工期间借支的6700元，老李应支付18050元。

“我催了很多次，他一直拖着没结清。”老张无奈之下于2024年1月将老李告上法庭。

2024年3月，老李接到法院传票，心里满是诧异。因为在他看来，自己和老张已经进行过工资结算了，两人还写下收据为证。想到这里，老李回家翻箱倒柜寻找收条，可怎么也找不到。

2024年4月，因老李未能提交收条，经法院调解，双方达成协议——老李欠老张劳务款共8000元，约定于2024年5月1日前给付。法院依法作出民事调解书。

约定期限一晃已逾期半年，老张迟迟未能收到欠款。反复催讨无果后，2024年11月，老张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就在执行完结不久后，极具戏剧性的一幕上演：消失的收条找到了。

再审难：各执一词难认定

“我就知道钱早就给过了，只是当年收条一直找不到！”老李拿着这份至关重要的收条激动不已。收条明确载明：今收到老李工资人民币16000元，收款人：老张，2020年1月24日。

2024年11月，老李手握这份意外找回的关键证据，当即向法院申请再审未果。2026年2月，老李向检察机关申请对民事调解书进行监督。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，决定予以受理。

受理后，承办检察官全面审查卷宗、逐项核实证据，并分别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。然而，一谈及案涉劳务款的实际支付金额，两人却各执一词、争执不下。

老李指着收条说道：“我当天就是按收条金额，给了你16000元现金，有你签字为证，事实清清楚楚。”老张辩解道：“这16000元包含了务工期间找你借支的6700元，扣除借支部分实际只支付了9000多元。”双方各有怨言、争议较大，且现有证据无法对案件事实作出明确认定，一道棘手的难题，就此摆在检察官面前。

化干戈：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

“民事检察办的是案件，暖的是民心，必须深入践行新时代‘枫桥经验’，将情、理、法有机融合，真正为当事人解开‘法结’、抚平‘心结’。”基于这一办案理念，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，承办检察官分别与双方当事人多次电话沟通、当面约谈，既以案释法讲明法理，又以邻里乡情拉家常、疏导情绪，劝说两人互谅互让、以和为贵。

“我们办案不能只就案办案，更要走心用情解开群众心结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，让司法有力度更有温度。”经过多轮细致劝导，两人逐渐放下成见。

2026年5月9日，调解室内再次迎来两人。

“为这点钱僵持这么久不值得，咱们各退一步吧。”“是的，我也不想再揪着这事不放了，就此翻篇了。”在承办检察官的见证下，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——老张退还老李3000元，当场一次性支付完毕。这起迁延近7年的劳务合同纠纷，在此刻烟消云散。

“民事检察和解是在坚守法律底线、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，以柔性方式定分止争。”该院检察官表示，相比刚性监督，检察和解更能减轻群众讼累、节约司法资源、修复社会关系，是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生动实践。